当下，人口日益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，城市间的“人口竞争”也愈演愈烈。对于中国任何一个有“野心”的城市而言，“千万人口”都是一个亟待突破的目标。

近日，“杭州人口突破1000万”的消息不胫而走，不过很快就被当地媒体以“非官方发布”为由否定。

这一数字来源，是杭州市统计局发布的5月月报。其中显示，杭州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已突破1000万人，达到1006万人。

医保参保人数与常住人口虽然不能完全划等号，但在全国医保参与率达95%以上背景下，两者显然有明显相关性。

尽管“官宣”落空，但综合来看：去年底杭州常住人口已达980.6万人，净增长33.8万人；加上今年4月又降低人才落户“门槛”，大专及以上学历缴纳一个月社保即可落户。可以说，今年杭州常住人口正式破千万已几无悬念。

如此算来，加上杭州，全国“千万人口俱乐部”已扩容至16城。人的未来就是城市的未来。今天，城叔特意选取人口、就业、消费及房价四个维度，希望探究这些千万人口大市的“含金量”。

人口规模

人口规模是一个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。

城叔梳理发现，16座千万人口城市中，除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外，还包括重庆、成都、天津、武汉、苏州、郑州、西安及杭州等新一线城市，石家庄、哈尔滨等省会城市，以及南阳、临沂这样的人口大市。

其中，重庆是全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，达3101.79万人。不过，重庆城镇人口占比较低，仅为65.5%。

临沂和南阳分别为山东、河南两个亿级人口大省面积最大的地级市。不过，两座城市GDP均仅为三四千亿元，城镇化率分别为57.4%、46.23%，低于全国59.58%的平均水平，排名倒数。

此外，深圳、上海、北京、广州、天津及武汉城镇人口占比都已超80%，达到发达国家水平。

人口流向变化也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。从这一指标来看，除北京、哈尔滨和南阳外，另外13座城市人口都处于净增长状态。

其中，2018年深圳、广州人口增量双双突破40万人，显示出珠三角“双子星”的强劲吸引力。

人口流动背后的驱动因素，一看经济，也就是收入等因素；二看政策，北京、上海希望破解“大城市病”，西安、郑州则通过大规模“抢人”，携手迈入“千万人口俱乐部”。

2018年，西安常住人口增加38.7万人，创近十年新高，户籍人口一年增量更是相当于过去十年总和。这背后，西安两年内7次升级户籍政策，落户政策宽松程度居全国前列。

郑州去年常住人口增长25.5万人，常住人口总量首次突破千万大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过去8年间，郑州每年常住人口增量都超过15万人，人口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。

再来看人口减少最多的北京。2018年，北京常住人口2154.2万人，比上年末减少16.5万人。其中，常住外来人口764.6万人，占常住人口比重为35.5%，比上年减少29.7万人。

实际上，前几年，上海也曾遭遇常住人口负增长。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金营认为，北京、上海常住人口下降，主要是人口疏解的结果，未来产业结构调整好了，再加上城市管理水平提升，常住人口可能还会增长。

就业机会

近日，人社部等五部委发文， 要求省会及以下城市放开高校毕业生、职校毕业生落户限制。这意味着，大城市对人口虹吸效应还会进一步加强。而要真正让人才留下来，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城市的经济活力。

近日，智联招聘发布的《 2019年夏季中国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》显示，一线城市仍然备受求职者青睐，就业竞争最为激烈。

其中，北京竞争指数（备注：竞争指数=收到的简历投递量/发布的职位数量，体现了各大城市求职竞争激烈程度）排名第一位，为130.5，同比提高40.2。全国37个主要城市竞争指数则为45.1，意味着每45.1人竞争一个岗位。

整体来看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天津及成都发布职位数及竞争指数均高于平均水平，属于热门城市。广州、郑州、西安、杭州、武汉等地人才需求量较大，且竞争较为缓和，求职环境相对宽松。哈尔滨则属于发布职位数较少，但求职者相对较多、人才供给过剩的地区。

而麦可思研究院此前发布的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（下称“就业报告”）也显示，北京、上海及深圳等一线城市外来人才占比较大，毕业生就业满意度也较高。

不过，随着杭州、成都等新一线城市崛起，且纷纷放开落户门槛，大学生就业意愿逐渐走强。

根据上述就业报告，近年来应届本科毕业生在“新一线”城市就业的比例从2014届的22%上升到2018届的26%，在北上广深就业的比例则从2014届的25%下降到2018届的21%。

产业是城市的根基，新兴产业则为城市的未来带来保障。在新一轮产业分工中，成都、武汉等城市已在高端服务业、新兴制造业等方面奠定有力根基——对高端人才需求更大，城市前景也更为明朗。而西安、郑州等城市传统产业“更重”，还需加紧补课。

一个明显动向是，最近两年，招商引资一直是西安“头号工程”，这两年招商引资数额比前几届领导在任时的招商总额加起来还多。

消费潜力

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“三驾马车”之一。人口聚集引发的人口结构变化，也会带来消费结构、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。

从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，16座城市中，上海、北京、广州占据前三甲，分别为12668.69亿元、11747.68亿元、9256.19亿元。新一线城市中，重庆、武汉、成都同样表现不俗，分别位居第四、五、六位。深圳虽然是一线城市，社消零总额却跌出前五，以6168.87亿元排在第七位。

一种解释是，一座城市的本地消费能力，对带动当地消费是一个重要支撑，但对周边地区的消费吸引力也十分关键。比如，香港是公认的国际消费中心，深圳紧邻香港，当地很多人会选择到香港购物，也因此导致相当一部分消费外流。

此外，深圳作为非省会城市，对周边地区的消费吸引力显然不如武汉、成都这种单核省会城市。眼下，随着以省会城市为枢纽的城际铁路网络不断加密，消费能力还将进一步呈现往强省会集聚的趋势。

从城镇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看，新一线城市中杭州表现突出，两项指标在16座城市中均排名第四，分别为61172元、41615元。

事实上，从杭州“双11”战绩也能管窥其消费实力。《中国城市消费升级报告2018——“双11”十年大数据透视》显示，2017年“双11”，杭州人花了57.8亿元，在全国“剁手”排名中位列第三，位列上海、北京之后。而在人均消费排名上，杭州更是超过北京，仅次于上海，位列第二。

从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，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6.3%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0.1%，拉动经济增长3.8个百分点。去年9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出台《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》，提出建设若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。此后，上海、北京、深圳、广州、西安、成都、重庆、武汉等城市相继“入局”。

消费能力是一个城市经济活力的缩影，未来也将改变新一轮城市竞争格局。

房价高低

对于千万人口城市而言，房价高低是个挥之不去的话题，也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。

根据易居研究院发布的《2018年全国50城房价收入比报告》，除南阳和临沂外，深圳以34.2的房价收入比，成为千万人口城市中房价最贵的城市。（备注：房价收入比，指家庭住房总价与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比值。衡量的是普通居民家庭购房难度——不吃不喝要多少年才能够买得起一套房。）

对深圳而言，高房价也在造成新问题：人才流入与人才流失现象并存。

《深圳改革创新丛书》显示，2011年以来，深圳人才购房数量呈先增后降趋势，整体反映人才购房比重较低。调查还显示，有75%的科技人才出于房价考虑离开深圳。

此外，2017年深圳市社科院对深圳市高层次人才做的一项调查问卷表明，在受访的2000名高层次人才中，仅46.32%的人才在深圳购房，53.68%的人才未在深圳购房，表明人才购房比例相对较低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相比，新一线城市房价水平相对较低，但随着人口规模扩大，也推动房价快速上涨。

7月15日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《2019年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》显示，西安新房价格再次领涨全国，且已连续7个月领涨。

在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看来：“西安市场这两年房价上涨力度的确较大。其原因在于西安在人才导入等方面政策力度较大，而人才引入加大了市场购房需求。此外，西安城市建设发展速度快，尤其是轨道交通建设过程中，相关楼盘价格上涨明显。”

此前，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“吐槽”，高房价会导致中国企业竞争力下降。在他看来，“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。而且现在有了高铁、网络、高速公路，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，但不会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”。

对城市而言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